成都东风路南侧，有园林焉，俗呼“太子寺”，古之“大圣慈寺”也。“大慈”、“太子”，古读音一同一近，故致相论，实与诸太子们无关。也有人认为实与“太子”有关，此太子者，为唐时新罗国太子亦即大慈寺开山祖无相禅师也。

“大慈”之称谓，据言为唐玄宗李隆基所赐。天宝十八年（755年），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叛乱，“渔阳鼙鼓”动地惊天，金瓯顿破，山河易色。在兵燹灼痛中的玄宗皇帝，惊魂踉跄，万感交结，奔命来蜀中，驻跸成都。时有“沙门英干施粥救贫馁”，于是帝心恻隐，敕建一寺，赐名“大慈”，并御笔手书“大圣慈寺”四字为额。或又有以为额为肃宗李亨所书者，此可置而不论矣。寺之起建于肃宗至德年间，倒是记载凿凿的。因寺为敕建，故辟地之广阔、工程之浩大、格局之奇巧、雕饰之侈靡，均可谓空前绝后，难与伦匹。

大慈寺之建也，辟地千余亩，寺凡九十六院，分八千五百区，“宏阔壮丽，千棋万栋”。经前贤苦心考索，今能呼出名谓者，犹得七十二院之多。唐贞元间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镇蜀，又行修葺增制。于寺南凿一溪，以溪中细沙可以解玉故，名曰：解玉溪。后僧人文惠大师应符复建清风阁于其上，更成胜境。至此而下，延至北宋，时或有所增建。寺之极盛期，其界西抵今锦江街、江南馆街、金玉街、棉花街一带，北到天涯石北街、四圣祠、庆云庵街，东到城垣一线，南至东大街。或言红旗剧场与商业场附近所发现的卧佛头像，为大慈寺故物，若是，则寺之西面又当达此。古所谓“震旦第一丛林”，即“中国第一寺院”意。震旦，古印度语之“中国”音译；丛林，本指僧众聚集之地，后为寺院泛称。

寺既如此宏阔，其僧众之夥，自不待言。诗人陆游居蜀时，尝观大慈寺僧斋，其《剑南诗稿》记言：仅华严阁下，就“日饭僧数千人”。时至南宋，寺已盛极而衰，僧众犹若此，其鼎盛之期，自可以想见。今粪草湖街，唐时为偌大一个清水湖，与解玉溪通连，后因寺中粪便无法排遣，日从解玉溪流注入湖中，久之，湖遂成一大粪坑矣。现大慈寺背侧尚有“和尚街”存留焉。

“所以农桑具，市易时相望。”古者，大慈寺前又为集市栉比，商贾云屯之地，“市廛百货，珍异杂陈”。曹学全《蜀中名胜记》引《胜览》云：“成都古蚕丛之国，其民重蚕事，故一岁之中，二月望日，鬻花木、蚕器，号蚕市；五月继鬻香药，号药市；冬日鬻器用者，号七宝市。俱在大慈寺前。”《胜览》所录外，尚有扇市，夜市。夜市之举，尤为壮观。宋成都太守田况《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》诗云：“万里银潢贯紫虚，桥边螭辔待星姝。年年巧若从人乞，未省灵恩遍得无。”人海灯山，银潢万里，想其胜定不减今日灯会。千余年间，大慈寺被尽劫难，几经兴废，但夜市之风炽而不灭，逮乎民国犹存，且一直沿用旧习，设市于古址——今东大街一带。

而大慈寺能声播宇内、留痕典籍者，实不独以寺之宏丽壮阔，乃更仰仗其壁画之博富精绝。故历来典籍所及，靡有言“大慈”而不及其画者。北宋时，成都府路转运使李之纯言：“举天下之言唐画者，莫如成都之多，就成都较之，莫如大慈寺之盛。”他在成都做官九年间，时往大慈寺观壁画，待其离开成都时，“而未见者犹大半”。大慈寺壁画之富可知。李氏尝以宗教画为例云：“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，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，诸夹绅雕塑者不与焉。像位繁密，金彩华缛，何庄严显示之如是。”此数据已是令人叹止，尚若加上写生人物壁画，山水壁画，以及雕塑之类，较之敦煌莫高窟又何逊色。